近年来，《语录》在智谋学、管理学、领导学等方面的价值相继被人们发现，使之又超越了军事学著作的范畴，分别成为智谋学、管理学、领导学中的经典著作，并先后被列入领导干部、企业家、青少年之读物丛书之中，足见其对后世影响之巨。
领导干部阅读的《曾胡治兵语录》
该书之所以能产生经久不衰的巨大影响，除了有曾国藩、胡林翼的影响之外，还与蔡锷根据需要而对曾国藩、胡林翼的原著进行了一番加工和改造分不开。当年，蔡锷编辑《语录》是要借“中兴名臣中铮皎者”曾国藩、胡林翼的名气、智慧和经验，以达到训练部队，提升部队作战能力的目的。而蔡锷用以编辑《语录》的曾、胡文章，有的出自其书信，有的出自其奏折，有的出自其批语和命令，因而在叙述、语气、用词等方面各有特点。因此，蔡锷根据当时练兵的需要对曾、胡原著进行一些适当的加工也就在所难免。
一、改写。为适应当时练兵和提炼文字的需要，蔡锷将曾国藩、胡林翼文章中的部分文字和内容进行了适当的改写。
例如，《语录》的第一章“将才”的第一条中曾国藩的“带兵之人”，由曾氏咸丰三年《与彭洋中曾毓芳（九月十七日）》中的“带勇之人”改写而来。在清朝，“兵”是清政府的常备武装力量。入关之前，清政府主要依靠由旗人组成的八旗兵。入关之后，为了弥补八旗兵的兵员不足，清政府又建立了由汉人组成的汉兵，因其以绿旗为标志，又被称为“绿营兵”。“勇”，又称为“乡勇”或“练勇”，则是由知县专辖，供守护城池、督捕贼盗、镇压人民反抗之用的地方武装，而非正规军。到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之际，清政府命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同时命贵（州）东道道员胡林翼率黔勇赴湖南、湖北与太平军作战。这样，非正规军队的乡勇也就成了清政府用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重要军事力量。而蔡锷在云南所率部队已为新军，而非曾、胡当时的练勇，于是便将曾氏著作中的“勇”一律改成“兵”，这样既可与当时的新军相对应，又可免除新军对乡勇的鄙视之感。同样，蔡锷还将当时曾、胡原文中对太平天国起义军及捻军带有贬意的称呼“贼”“寇”等词一律改成中性词“敌”，以符合兵书的规范。
又如，“严明”一章中录有曾国藩“立法不难，行法为难。凡立一法，总须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一条。经查，此条出自曾氏咸丰十年《批李榕禀信尾（三月二十二日）》，改写而来，曾国藩的原文为：“立法不难，行法为难。以后总求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
再如，“勤劳”一章中录有曾国藩“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强，惰则败。惰者，暮气也，常常提其朝气”一条，出自曾氏咸丰十年《致宋梦兰（十一月十六日辰刻）》，而其最后一句“当常常提其朝气”则由原文中“求阁下以身率之，常常提其朝气为要”改写而来。
还如，“严明”一章之胡林翼“兵，阴事也，以收敛固啬为主；战，勇气也，以节宣提倡为主。故治军贵执法谨严，能训能练”一条，系由胡氏咸丰十年《复多隆阿（五月初四日）》中的原文“夫兵，阴事也，以收敛固啬为主；战，勇气也，以节宣提唱为要。老兄治军有法，谨严切实，能训能练”改写而来。
二、拼接。为使相关内容更为集中和完善，蔡锷将来自曾国藩、胡林翼不同文章的一些内容进行了拼接。
例如，“尚志”一章中有胡林翼“人才由磨炼而成，总须志气胜，乃有长进。成败原难逆睹，不足以定人才。兵事以人才为根本，人才以志气为根本。兵可挫而气不可挫，气可偶挫而志不可挫”一条，但“兵事以人才为根本”以前出自胡氏咸丰九年《致左宗棠二月十六日》，以后则出自胡氏咸丰九年《致杨昌濬朱宗程（三月二十七日）》。
又如，“诚实”一章中有曾国藩“楚军水、陆师之好处，全在无官气而有血性。若官气增一分，血性必减一分。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纯正。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割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醇，真意荡然。湘军之兴，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历岁稍久，亦未免沾染习气，应切戒之”一条，其中“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以前的文字出自曾氏咸丰十年《复彭玉麟（五月十三日）》，以后的文字则出自曾氏咸丰十年《复李元度（六月十九日）》。该章中还有曾国藩“凡正话、实话，多说几句，久之人自能共亮其心。即直话亦不妨多说，但不可以汗为直，尤不可背后攻人之短。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一条，其中“尤不可背后攻人之短”及以上文字出自曾氏咸丰十年《复李瀚章（七月二十一日）》，而“驭将之道”及以下文字则出自曾氏同治元年《复李鸿章（八月二十五日）》。该章中还有胡林翼“军旅之事，胜败无常，总贵确实而戒虚捏。确实则准备周妥，虚饰则有误调度，此治兵之最要关键也。粤逆倡乱以来，其得以肆志猖獗者，实由广西文武欺饰捏报，冒功幸赏，以致蔓延数省。流毒至今，莫能收拾。事上以诚意感之，实心待之，乃真事上之道”一条，其中“事上以诚意感之”之前的文字出自胡氏抚鄂期间《札罗田县及礼字营》，之后的文字则出自胡氏道光二十九年《致陈竹坡》。
再如，“勇毅”一章中有曾国藩“军事棘手之际，物议指摘之时，惟有数事最宜把持得定：一日待民不可骚扰；二日禀报不可讳饰；三日调度不可散乱。譬如舟行，遇大风暴，只要把舵者心明力定，则成败虽未可知，要胜于他舟之慌乱者数倍。若从流俗毁誉上讨消息，必致站脚不牢”一条，其中“要胜于他舟之慌乱者数倍”及以上文字出自曾氏同治六年《复李鸿章（六月初二日）》，而最后一句则出自曾氏咸丰九年《复胡林翼（十一月十六日）》。
还有，“和辑”一章中有胡林翼“古来将帅不和，事权不一，以众致败者，不止九节度使相州一役。为大将之道，以肯救人，固大局为主，不宜炫耀己之长处，尤不宜指摘人之短处。兵无论多寡，总以能听号令为上。不奉一将之令，兵多必败。能奉一将之令，兵少必强”一条，则是由胡氏三篇著作中的文字拼接而成。其中“为大将之道”以上文字出自胡氏咸丰九年《致曾国藩三则（十一月十五日）》，“为大将之道”及以下、“兵无论多寡”以上文字出自胡氏咸丰九年《复多隆阿（十二月十八日）》，而“兵无论多寡”及以下文字，则出自胡氏咸丰十年《致余际昌（十月初四日）》 。
三、删节。为使其原意更为突出简明，蔡锷对曾国藩、胡林翼的原文进行删节，去除了一些无关的文字和内容。
例如，“诚实”一章中有曾国藩“用兵久则骄惰自生，骄惰则未有不败者。勤字所以医惰，慎字所以医骄。二字之先，须有一诚字以为之本。立意要将此事知得透，辨得穿。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诚也。人之生也直，与武员之交接，尤贵乎直。文员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必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此接物之诚也。以诚为之本，以勤字、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免于大败”一条，源自曾氏咸丰十年《批李副郎榕禀报近日军情由（四月二十五夜）》，但却删去了原文中“此接物之诚也”与“以诚字为之本”之间的“西沤先生所谓‘没有几下’，或亦近是”等语。该章中还有胡林翼“大将以救大局为主，并以救他人为主。有嘉善而矜不能之态度，乃可包容一切。觉得胜仗无可骄人，败仗无可尤人，即他人不肯救我，而我必当救人”一条，出自胡氏咸丰九年《复多隆阿（十二月二十七日）》，但《语录》在“乃可包容一切”之后，删去了“春霆弟一营孤悬，仍望随时救应。林翼之愚”等语。
又如，“公明”一章中有曾国藩“营哨之权过轻，不得各行其志。危险之际，爱而从之者，或有一二；畏而从之，则无其事也。此中之消息，应默察之而默挽之。总揽则不无偏蔽，分寄则多所维系”一条，源自曾氏咸丰五年《与李元度（十一月十一日）》，但在“默察之而默挽之”和“总揽则不无偏蔽”之间却删去了原文中的“赏罚之权，不妨专属哨官，收录之时，不妨兼用他籍。哨官得人，此军决可练成劲旅”等语。
再如，“严明”一章中有胡林翼“世变日移，人心日趋于伪，优容实以酿祸，姑息非以明恩。居今日而为政，非用霹雳手段，不能显菩萨心肠。害马既去，伏龙不惊，则法立知恩。吾辈任事，只尽吾义分之所能为，以求衷诸理之至。是不必故拂乎人情，而任劳任怨，究无容其瞻顾之思”一条，出自胡氏咸丰九年《复贺月樵》，但在其中“姑息非以明恩”“居今日而图治”“不能显菩萨心肠”和“则法立知恩”等语后，分别删去了“昔子太叔为政，不忍猛而宽，所以萑苻之间，群盗蜂起。殆其取而尽杀之，而所害为已多矣”“必以痛扫书差积弊为先着。除莠安良，为中权至计”“迨至息游惰而劝农桑，兴保甲而敦戚睦”和“而良吏之后效也”等四段内容。
还如，“和辑”一章中有曾国藩“湘军之所以无敌者，全赖彼此相顾，彼此相救。虽平日积怨深仇，临阵仍彼此照顾。虽上午口角参商，下午仍彼此救援”一条，出自曾氏咸丰十一年《批唐镇军义训禀报近日军情由（十二月二十七日）》，但在其中的“彼此相救”之后删去了原文中的“朱镇一军出队，与贼接仗，危急之至，屡次派亲兵请该镇派队救应，又有易芸茨函催，李勉亭面催，而该镇始终不发救兵，可恶之至!我湘军风气”等语。该章中还有曾国藩“祸机之发，莫烈于猜忌，此古今之通病。败国、亡国、丧身皆猜忌之所致。《诗》称：不忮不求，何用不藏？忮、求二端，盖妾妇穿窬兼而有之者也”一条，出自曾氏咸丰十年《复郭嵩焘（五月初五日）》，但“忮、求二端”之前，删去了原文中“仆近年来自省生平衍咎，不出‘忮’‘求’二字。今犹衰耄，旦夕人地，犹自恨拔除不尽，因环观当世之士大夫及高位耆长，果能铲尽‘忮’‘求’二字者，亦殊不可多得也”等语。
四、兼用。为使文字更为精炼、内容更为集中，蔡锷还将删节与改写曾国藩、胡林翼原文等方法兼而用之。
例如，“用人”一章中有曾国藩“今日所当讲求，尤在用人一端。人材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一条，经查，此条系由曾氏道光三十年《应诏陈言疏（三月初二日）》中“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扬之，端赖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请为我皇上陈之”等语删节、改写而来。
又如，“兵机”一章中胡林翼“有不可战之将，无不可战之兵。有可胜不可败之将，无必胜必不胜之兵。古人行师，先审己之强弱，不问敌之强弱”一条，其中“古人行师”以前文字录自胡氏咸丰六年《致郑敦谨（十一月二十五日）》，“古人行师”及以下文字则由胡氏咸丰八年《致都兴阿（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古人行军，不问贼之强弱，而先审己之强弱”等语改写而来。
再如，该章中胡林翼“兵事之妙，古今以来，莫妙于拊其背，冲其腰，抄其尾。惟须审明地势、敌情，先安排以待敌之求战，然后起而应之，乃必胜之道。盖敌求战，而我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以整御散，必胜之道也。此意不可拘执，未必全无可采”一条中“惟须审明地势、敌情”及以上文字出自胡氏咸丰九年《致各帅（十二月二十三日）》，但其前又删去了原文中“从天堂出杜埠野人寨，则自古用兵之奇计，一举尽之矣”等语，其后又删去了“并须地方官绅预先安排米粮，引导路径耳”等语。而“先安排以待敌之求战”及以下文字又是从胡氏咸丰九年《致多隆阿（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弟之愚见，总须预先安排，以待贼之求战，然后起而应之，更是必胜之道。盖贼来求战，而官军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以整御散，必胜之道也。此意固不可拘执，而未必全无可采，惟兄密为酌之” 等语改写而来。
还如，该章中胡林翼“军务只应以一处合围以致敌，其余尽作战兵、援兵、兜剿之兵。若处处合围，则兵力皆为坚城所牵缀。屯兵坚城之下，则情见势绌”一条出自胡氏咸丰十年《致李续宜多隆阿（四月初四日）》。其中，第一句由原文“愚见皖北、楚北之军务，只应以一处合围以致贼，其余尽作战兵、援兵、雕剿之兵”改写而来。“若处处合围”之前删节了“假如围安庆，则不可再围桐城”等语。而“屯兵坚城之下，则情见势绌”之语，则是删节了原文中“兵力皆为坚城所牵缀”以后的大段文字，再由“李左车尚戒其不可顿兵坚城之下。情见势绌，似宜及早图谋，以备不虞”等语改写而来。
经过蔡锷一番精心的加工，曾、胡二人有关治兵的语录就编辑出来了。在此基础之上，蔡锷根据这些语录内容的不同，将其分辑成将材、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等12章，又在每章之末加以自己的按语。例如，在“尚志”一章末，蔡锷写道：“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宿，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须以耿耿精忠之寸衷，献之骨岳血渊之间，毫不返顾，始能有济……若吾辈军人，将校则以跻高位享厚禄安福尊荣为志，目兵则以希虚誉得饷糈为志，曾、胡两公必痛哭于九原矣。”在“诚实”一章之末，蔡锷指出：“吾辈既充军人，则将伪之一字，排斥之不遗余力，将此种性根拔除净尽，不使稍留萌蘖，乃可以言治兵，乃可以为将，乃可以当兵。惟诚可以破天下之伪，惟实可以破天下之虚。”在“严明”一章之末，蔡锷强调：“近年军队风气纪纲大弛，赏罚之宽严，每不中程，或姑息以图见好，或故为苛罚以示威，以爱憎为喜怒，凭喜怒以决赏罚，于是赏不知感，罚不知畏……当此沓泄成风，委顿疲玩之余，非振之以猛，不足以挽回颓风。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法立然后知恩，威立然后知感，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此其时矣。”在“仁爱”一章之末，蔡锷强调指出：“古今名将用兵，莫不以安民爱民为本。盖用兵原为安民，若扰之害之，是悖用兵之本旨也。兵者民之所出，饷亦出之自民，索本探源，何忍加以扰害?行师地方，仰给于民者岂止一端?休养军队，采办粮秣，征发夫役，探访敌情，带引道路，何一非借重民力?若修怨于民，而招其反抗，是自困也。”在“兵机”一章的按语中，蔡锷认为“曾、胡之论兵，极主主客之说”，“与近世各国兵家所论，若合符节”。而在“战守”一章的按语中，蔡锷认为曾、胡的战守之法“意括而言赅”，“无不独具卓识，得其要诀。虽以近世战术之日新月异，而大旨亦不外是”，但也指出：“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为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用波亚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而歼除之。”蔡锷这些按语提纲挈领，切中时弊，发人深省，与曾、胡的治兵语录，相得益彰，影响久远。
于是，一部简明扼要、好记好学、实用管用的《曾胡治兵语录》就这样炼成了。
（此文在《文史博览》2025年第10期刊登时改题为《蔡锷<曾胡治兵语录>是如何成书的》，内容也作了一些删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