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一些有文字能力的楚剧艺人开始对楚剧进行回顾和总结。1933年，陶古鹏著《楚剧概言》，以多方面的事实陈述了楚剧的社会价值及与平民的密切关系，结合楚剧及艺人在现实中存在的弊端，对剧目、表演、培训等提出了具体的改良措施。1947年，王若愚作《楚剧奋斗史（1899—1947）》，记述了楚剧入城以后求生存、图发展的艰难历程，对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
武汉文化界的重大活动亦有记载，还附录了一批当时的有关文件，如《1922年楚剧演员集体改名一览表》、《1928年汉口市公安局禁演之楚剧剧目》、《第一、二、三期楚剧演员训练班毕业生名单》等。
（2）1949年之后
关于楚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从史学角度勾勒楚剧发展史。任何剧种的研究都离不开对其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较早关注楚剧，并对其历史进行研究的是杨铎。扬铎一生嗜戏如命，是著名的票友，不仅致力于汉剧的弘扬，创作了数量可观的剧本，著述了《汉剧丛谈》、《汉剧史考》、《汉剧皮黄考》、《汉剧传统剧目考证》、《汉剧角色考》等，而且1965年完成《楚剧形成在武汉》一文，文字虽不多，但结合民国初期作者在汉口的亲见亲闻，为我们真实地再现了楚剧初进汉口在租界茶园戏园的经营状况，以及定名“楚剧”勇闯“本地街”的发展过程。1966年，著名楚剧艺人陶古鹏撰写《楚剧演员生活五十年》，从亲历者的角度，全程展现了楚剧从农村进入城市，艺人如何在世俗歧视和政府打压之下奋发自强，如何定名“楚剧”，如何艺术革新，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大革命”和“抗日战争”。不同于以上文章，1981年赵斐撰写《楚剧简介（1830—1981）》，作者一改回忆录式的写法，按照“流布情况”、“剧目概况”、“表演艺术”、“音乐曲调”等方面，从艺术本体的角度探索楚剧的衍变。2001年，余文祥编写的《楚剧进城一百年》③,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既不是楚剧志，也不是楚剧史，而是记述楚剧从1900年至2000年间不断奋斗，不断发展的文史随笔。”该书按照时间顺序，以短小的篇幅、灵活的文风、讲故事的方式，记载了大大小小百余个掌故，如“楚剧进入汉口租界”、“楚剧戏园三鼎足”、“楚剧移植秦腔戏”、“李百川率班赴上海”、“楚剧第一位琴师严少臣”、“楚剧改编外国戏”等，串联了一个微观的艺术世界。
其二，从音乐和表演形态角度的楚剧研究。楚剧作为一种舞台表演艺术形式，其音乐和表演形态占据了核心地位。楚剧的音乐包括唱腔和伴奏两部分。唱腔在戏曲中是语言艺术与音乐艺术的结合，在戏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993年，朱彬主编的《楚剧音乐概论》④,对楚剧声腔、曲谱、伴奏进行了抢救性的收集，特别对小调的来源进行了分析，指出楚剧中的一些小调音乐的来源：民歌、民间绣荷包、莲花落、五更调、佛门道教经乐、民间歌舞、民间小商贩叫卖等。这一研究为楚剧音乐来源于民间小调提供了证据，并且为今后研究楚剧小调的流变提供了资料。总的来讲，对楚剧音乐形态的研究成果是比较丰富的，其中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武汉音乐学院刘琳的硕士论文《两部楚剧音乐创作的比较研究》,该文例举了“文革”时期创作的《追报表》和近期创作的《大别山人》，对这两部楚剧进行了细致分析与系统比较，重点概括了“楚剧音乐”在建国后的创作特点：主题的运用、人物唱腔的性格化、音乐的情感化。进而指出这三个突出特点正是楚剧在新环境下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对楚剧经典剧目的研究，进入学人视野的主要有《葛麻》、《打豆腐》、《彩凤搏鸦》、《娘娘千岁》、《祭棒槌》等上演频率较高的剧目。这些论文主要有龚啸岚的《从〈葛麻〉到〈彩凤搏鸦〉漫谈戏曲中的喜剧》，杨锦辉的《戏谑与批判：论楚剧〈葛麻〉的喜剧艺术》，吴菲菲的《小人物的大智慧——试比较楚剧〈葛麻〉和元杂剧〈救风尘〉》，高翔的《非常豆腐——谈楚剧〈打豆腐〉》，艾果的《勿以为真——漫议楚剧〈娘娘千岁〉的审美定位》，颜昌明的《闲话〈祭棒槌〉的改编》。上述论文虽然对《葛麻》、《娘娘千岁》等剧目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但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学人们往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更多的剧目并未进入欣赏研究视野。2013年华中师范大学胡咪的硕士论文《楚剧喜剧性研究》可以说是这一研究领域令人耳目一新之作。该文以大量的楚剧剧本研究为基础，着重从“剧本中富有机趣的语言”、“处处可见‘打’‘骂’‘钉’等一般性的舞台表演”、“荒诞的情节”和“日常生活的喜剧化处理”等诸多层面探讨了楚剧“喜剧性”的艺术本质。
其三，地方史志、戏曲志汇编中的楚剧研究。方志的编撰在我国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但戏曲志在历史上却是没有的。20世纪80年代开始编撰的《中国戏曲志》是方志学和戏曲学科的结合，开创了我国将戏曲编纂成志的先例。与《楚剧志》相比，《中国戏曲志》（湖北卷）在编排上与其相近，而不同之处则在于，附录了重要的政府文件或公告，对了解不同时期国家权力机构对楚剧的管理及其影响，提供了可证的史料。1993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发行的《楚剧志》是第一部专门介绍楚剧的志书，涵盖楚剧源流与沿革、大事年表、剧目、音乐、表演、舞台美术、机构、演出习俗、文物古迹、报刊专著、逸闻传说、谚语口诀行话、演员传记等诸多方面的资料，记载详细，书中还附有图表、曲谱等，能很好地帮助人们全面了解楚剧的形态。除此之外，1985年，由武汉市楚剧团艺术研究室内部刊印的《楚剧志资料汇编》，全套4本，体例与《楚剧志》相仿，其最稀珍之处在于《楚剧志资料汇编》保留了大量的民间艺人的口述资料，弥补了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剧本是戏曲研究的基本资料，值得关注的剧本丛刊是《湖北地方戏曲丛刊》。《湖北地方戏曲丛刊》大概是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开始汇编发行，其中整理收编的地方剧种很广，楚剧大概占其中30多本200多个剧目。这套“丛刊”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编选的优秀传统剧本和经过演出的获得定评的整理本或改编本，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另一部分是不宜公开出版而又有研究价值的传统剧本，则作为内部参考资料陆续编印。这部分“供为内部参考”的传统剧目，因其内容上未作改动，无疑是最具有历史价值的，只可惜改正了一些“不堪入目的字句”。
此外，《湖北文史资料》、《武汉文史资料》、《戏剧之家》、《剧坛春秋》等杂志，还刊登了一些楚剧艺人的回忆或回忆楚剧艺人的文章，如《郭沫若与楚剧》、《李先念与楚剧》、《李之龙与楚剧》、《梅兰芳与楚剧》、《著名楚剧演员关啸彬》、《楚剧表演艺术家李雅樵》、《楚剧名伶沈云陔》等。
2.底层民众、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研究
近年来，在大众文化研究兴起的影响之下，中国城市史的研究也经历了一个从宏观到微观、从上到下、从精英到大众的过程。继城市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诸研究的热潮之后，近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史日益成为中外学者关注的焦点，从而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较前有了很大的进展。
吴琛瑜的著作《晚清以来苏州评弹与苏州社会——以书场为中心的研究》⑤则是将书场置于苏州这个背景下，通过了解书场“小社会”中各类人群的互动关系，来反观苏州“大社会”。作者从空间的角度研究书场，既深入剖析了书场物质构成与人员构成，也分析了书场具体的经营运作，注重研究书场中各种人群的互动关系、各种人群对书场的感受，以及各种势力在书场空间中的力量博弈。作者认为，书场是苏州社会与苏州评弹互动的产物，也是组成苏州社会的一个细胞，其中既浓缩了苏州社会的普通因子，也蕴含了书场独有的特别因子。书场的硬件设施，以及场方、艺人与听众等，构成了书场“小社会”；书场与政府、地方势力、社会组织等构成了苏州“大社会”。书场“小社会”的维系，不仅依靠内部要素之间的互动，也依赖苏州“大社会”的稳定发展。同时，书场“小社会”的内部互动也反作用于苏州“大社会”。
王笛教授在《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⑥一书中，揭示了下层民众对街头这一公共空间的理解和使用，以及下层民众围绕街头与社会改良和地方政治的关系，重构都市街头大众文化的丰富内涵与时代变迁。在史学倾向上，作者也突破了以往的研究路数，采用叙事史的方法，试图从问题回到场景，从分析回归叙事，从深刻回到生动。在叙事风格方面，作者注重历史氛围的营造、细节的描写，并不断扩充史料，使全书达到“有我之境”。另一本《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⑦,全书围绕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一是对茶馆生活进行综合分析；二是揭示茶馆的经营和管理；第三，探索了在地方和国家政治中茶馆的角色。最后，作者认为，现代化的过程使具有丰富地域特色的地方文化趋向国家文化的同一性，而通过对成都茶馆和日常文化的研究，可以发现地方文化对试图改变它的外部力量的抵制是非常明显的，地方文化及其生活方式保留着潜在的活力，虽然无法阻止现代化同一性的冲击，但在相当大程度上还是保留了自己的文化特色。
其他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还有：王文英、叶中强主编的《城市语境与大众文化：上海都市文化空间分析》⑧;姜进、李德英主编的《近代中国城市与大众文化》⑨;李德英的《公共空间与大众文化：以近代成都少城公园为例》；罗苏文的《晚清上海租界公共娱乐区的兴起（1860—1872）》⑩;陈蕴茜的《论清末民国旅游娱乐空间的变化：以公园为中心的考察》⑪。这些成果无疑给楚剧研究提供了极好的路径和参照。
3.近代武汉城市与城市文化的研究
近年来，武汉的城市史研究也逐渐成为内地城市史研究的热门话题，基本上突破了“政治史”、“经济史”等框架，在文化史研究领域获得了较大拓展。
在武汉近代的风俗与文化方面，华中师范大学严昌洪教授在他的专著《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⑫及一系列论文中讨论了武汉的社会风俗及商事习惯的变迁问题，他论述了武汉颇具特色的传统风俗及其在民国时期的变迁，时间约为民国初年至武汉沦陷期间，还对武汉风俗演变的特点进行了归纳，认为其不论从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处于一种过渡形态。
在近代武汉的娱乐业的研究方面，傅才武教授的《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1861—1949）》⑬，研究了汉口开埠之后，文化娱乐业的近代化转型。文章指出，自晚清起，江汉平原上流行的文化娱乐样式开始向汉口集中；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促成了文化娱乐市场的激烈竞争，使得汉口的文化娱乐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民国时期，文化娱乐业作为汉口城市近代化的一个面相，完成了其由传统到近代的蜕变。
除了以上国内学者的研究之外，美国历史学家罗威廉教授的史学专著《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⑭，更是不容忽视的权威之作。不同于他的首部著作对商业精英的专注，这一著作将研究视角下沉，从商业精英转向普通民众，落脚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活动。他从精细的个案着手，用强有力的实证，分析19世纪汉口的市民结构、生产组织方式和城市空间，论证了“前近代”时期的这个中国内地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已经具有繁荣的商业模式、城市认同感的市民和独立的民间政治力量。
以上这些城市史研究的力作，势必为楚剧研究提供一个更宏大的叙述背景。其中，傅才武教授的《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1861—1949）》，将汉剧、楚剧等置入大众文化娱乐业进行考量，并指出，楚剧在民国时期是一个奇特的现象⑮ 。
综上所述，楚剧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旧不够深入、不够透彻：一是对楚剧历史的梳理更多是个人回忆文章和史料的综合汇编。研究的时间段上对大革命时期和抗战时期予以重彩，而对楚剧控制最严厉却又是最繁盛的30年代几乎未涉足。二是成果多集中于对楚剧的艺术本体的内在研究，诸如音乐、剧目、表演等等，而对于楚剧与社会等的外部问题，如民国时期楚剧与地方政府、与城市精英、与底层民众、与社会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互动，尚未展开深入研讨。
中国城市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革，以往学术界往往集中于从政治、经济或是精英文化的角度去研究这种社会变迁，但这样的社会变迁怎样改变了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诉求却鲜有人关注。如果换一个角度，从近代城市大众文化的角度去看，把城市空间、都市人群、日常生活、大众娱乐、地方戏剧等纳入到研究的视野中，会呈现一些什么样的景象？
晚清民国是楚剧定名并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楚剧研究如何突破前人“就戏言戏”的框架，尝试着换一个角度看楚剧，并最终以楚剧为中介，实现换一个角度考察大众的文化生活，换一个角度审视城市的社会变迁，这也正是本文对楚剧研究梳理的旨趣所在。
注释：
①《谈地方戏》，《武汉日报》1947年1月14日。
②《谈汉口的戏剧界》，《民风报》1949年4月22日。
③余文祥：《楚剧进城一百年》，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
④朱彬：《楚剧音乐概论》，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⑤吴琛瑜：《晚清以来苏州评弹与苏州社会——以书场为中心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⑥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⑦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⑧王文英、叶中强：《城市语境与大众文化：上海都市文化空间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⑨姜进、李德英：《近代中国城市与大众文化》，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
⑩罗苏文：《晚清上海租界公共娱乐区的兴起（1860—1872）》，《史林》2006年第5期。
⑪陈蕴茜：《论清末民国旅游娱乐空间的变化：以公园为中心的考察》，《史林》2004年第5期。
⑫严昌洪：《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⑬⑮ 傅才武：《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1861—1949）》，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⑭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作者简介：梁方，武汉图书馆馆员，湖北武汉
梁方.楚剧研究综述[J].社会科学动态,2017,(第11期)：87-90.返回搜狐，查看更多